第一章　创始人信

我们相信，AI 是人类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技术之一。如果管理得当，它可以迅速加快科学创新，大幅提高经济增长率，让重大疾病的治愈触手可及，并解决人类几代人努力都未能攻克的问题。

Anthropic 的目标是实现这些益处，同时应对并防范一场如此迅速、如此强大的技术革命所带来的风险。

我们希望 Anthropic 的每一位投资者都理解四件事：AI 难以置信的潜力；我们必须应对的风险；Anthropic 建设公司和在世界上运作的独特方式；以及我们的行为可能与一家纯粹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公司有哪些不同。

AI 的潜力

2020 年，我们的四位创始人合写了一篇论文，记录了 AI 的规模定律（scaling laws）。规模定律描述的是：组合起来同时增加算力、数据、模型规模和训练环境，会使 AI 的通用认知能力迅速提升，并随之提升其经济价值。在当时，许多人对「机器智能会如此强烈地依赖规模」这一观点感到意外，但基于规模定律作出的预测一次又一次被证明是正确的。¹

这一现象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计算机芯片的摩尔定律：在几十年里，芯片的计算能力每 12 到 18 个月翻一番。摩尔定律是一系列产业——从个人电脑到互联网——的基础，这些产业彻底改变了现代经济；但我们相信，机器认知的指数增长所带来的影响，甚至将远远大于芯片指数增长的影响。

¹ 这一观点与 Richard Sutton 的「苦涩的教训」（the bitter lesson）概念密切相关，后者描述的是：单纯的规模如何一贯胜过更具体、更复杂的 AI 模型训练方法。需要指出，规模并不是模型能力提升的唯一来源——算法效率（「算力倍增器」，compute multipliers）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它让我们能用同样多的算力获得更高的能力。但这些效率本身也是借助规模定律找到的：研究人员测试新想法，并保留那些最能改善规模趋势的想法。

Anthropic 的核心论断是：认知能力的指数增长很可能会持续下去，最终达到我们所说的「数据中心里的天才之国」的水平——数以百万计的虚拟智能体，有能力彻底变革人类事业的每一个领域：软件、物理、数学、生物、医学、金融、经济、商业、机器人、军事和情报能力，以及更多领域。Anthropic 始终把首要重心放在与其他企业合作上，因为我们明白，AI 的非凡益处将主要来自世界各地的企业和其他组织如何部署我们的模型。

有几种应用特别有潜力改善人类生活质量，值得重点介绍：

• 第一，我们相信 AI 将深刻加快生物学和医学的进步速度，有可能治愈困扰人类数千年的疾病，包括癌症、阿尔茨海默病、心脏病、罕见遗传病和主要传染病。AI 带来了开展科学研究和药物开发的全新方式，我们希望在开发惠及更广泛科学界的工具方面发挥引领作用。Anthropic 已经与许多生物技术和制药公司合作，改进基础发现和临床试验：从帮助制药公司的科学家攻克药物发现难题，到把撰写临床试验报告所需的时间从几个月缩短到几分钟。为了打造最好的科学工具，我们的团队需要亲身从事科学研究和药物发现。我们已经开始直接用 Claude 做出生物学发现：其中包括发现了一种分子机器，它或许有潜力被开发成一种新型生物技术工具，也许可用于基因编辑。我们预计 Claude 将在不久的将来促成更多新的生物学发现，我们会与合作伙伴一起验证这些发现，共同提高整个领域的发现速度。

• 第二，AI 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的强大杠杆。作为一种通用技术，它有潜力提高经济中每个部门的生产率。近几十年来，发达经济体的生产率增长陷入停滞，部分是结构性原因，部分是因为新想法似乎越来越难找到。AI 可能扭转这一趋势。AI 可以直接让劳动者和企业在以前难以自动化的任务上更有生产力（一些分析认为，仅这一点就可能扭转近期的生产率放缓）。但 AI 也是一种「创新方法上的创新」——它能改进企业构思新产品和新工作方式的过程本身。这可能带来经济增长的持续加速，以及增长所能带给人类福祉的一切好处。

• 第三，AI 可以把这些益处扩散到全世界，帮助提高全球经济增长率。今天，即使针对可怕疾病的药物已经研发出来，由于较贫困地区在物流、人员配备或可及性方面的不足，这些药物也并不总能送到每一个需要的人手中。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和世界银行的数据，估计有 46 亿人——超过世界人口的一半——仍然无法获得基本医疗服务。我们相信 AI 在这方面也能提供帮助：扩展稀缺的专业知识，加强卫生系统赖以运转的数据，并帮助把治疗送到最需要的地方。

我们已经在非洲开展疟疾和其他疾病流行病学建模方面的合作。例如，在 2026 年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博拉疫情期间，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使用 Claude，把准备每日疫情形势报告所需的时间从一整天缩短到不到一小时，使其团队在决定在哪里设立治疗中心时，能够运行好几个疾病模型，而不是只运行一个。我们正与盖茨基金会合作，帮助各国卫生部利用自己的数据部署卫生工作者、管理供应链和发现疫情暴发；我们还支持为大约 100 个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从乌干达到海地再到蒙古）的医生提供免费的 AI 临床检索。我们正与国际救援委员会一起，探索如何用 Claude 把尼日利亚儿童的健康档案数字化并加以分析，帮助工作人员识别有营养不良风险的儿童，让有限的资源发挥更大作用。更广泛地说，AI 可以帮助在目前薄弱的地方壮大市场。手机在 2000 年代的发展中国家就做到了这一点，让人们获得关键的价格信息，使贸易得以流通。AI 可以对专业知识做同样的事：让任何人都能获得律师、会计师或农艺师的知识和技能，提高经济效率，并加快全世界的增长。

• 第四，AI 可以提高政府服务的质量，并建设技术层面的国家能力。税务机关、社会服务、医疗项目、规划和许可审批——公民与这些及类似职能打交道时常常感到沮丧，而有了足够强大的 AI，它们都可以得到根本性的改进和现代化。我们已经在儿童服务、社会保障管理、网络安全和情报收集等领域，与美国联邦政府、许多州政府以及美国的盟友开展合作。在犹他州，十个州政府机构的开发人员正在用 Claude 对公共服务背后的软件进行现代化改造；在加利福尼亚州，Claude 正在帮助缩短车管所（DMV）的排队，并更好地服务 Medicaid（联邦医疗补助）的受益人。在英国，它正在帮助求职者顺利使用政府服务。同样，AI 可以用来促进和加强民主，并让地缘政治历史的走向朝自由的方向弯曲：帮助民主政府兑现对公民的承诺，保护民主制度免受网络攻击和外国干预，并确保自由社会在世界上最强大的技术上处于领先地位。

这些远非 AI 仅有的应用，但它们说明了这项技术在建设更美好世界方面的非凡潜力。我们打算与客户一起，运用我们的 AI 模型彻底变革这些领域以及人类事业的其他数十个领域。这样做很可能代表着历史上最大的经济机遇。

AI 的风险

构建 AI 就是驾驭认知本身，而任何如此强大的东西，既可以用来行善，也可以用来作恶。Anthropic 是一个深受价值观驱动的组织，它的成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帮助世界实现 AI 的益处、避开它的危险。

风险大致分为四类：滥用、失控、威权滥用和经济冲击。

• 想要作恶的人可能会滥用 AI，例如用来发动网络攻击或设计生物武器。我们设有严格的防护措施（guardrails）和可信访问计划（trusted access programs），旨在阻止我们的技术被滥用，同时仍然支持正面的应用。我们经常阻止滥用我们模型的企图，在适当时向执法机关报告，并努力向公众透明地披露这些企图。

• AI 也可能以我们（以及我们的用户）并不打算的方式自主行动——近期几起备受关注的网络安全事件就说明了这一点。失去对足够强大的 AI 系统的控制，可能构成头等的全球安全威胁。Anthropic 率先提出了多种改进 AI 系统可控性的方法。其中包括机制可解释性（mechanistic interpretability），它让我们能够查看 AI 模型的内部，尝试理解它们如何表现；以及宪法式训练（constitutional training），它让我们能够训练 AI 模型按照一份特定的书面文件——Claude 的宪法——行事。我们还发布长达数百页的模型系统卡（system cards），旨在让公众了解我们在模型安全方面的进展。长期以来，我们的做法是披露事件，并发布有助于全行业缓解这一风险的研究成果。

• 威权政府可能利用 AI 建立高科技监控国家，加深压迫，并让自己更难被推翻。我们致力于与自由社会合作，为威权滥用提供制衡力量，并促进自由和民主。

• 最后，AI 难以置信的经济价值可能伴随着经济冲击，与以往技术带来的冲击类似，但规模更大。我们致力于研究这种冲击——我们维护着一个经济指数，提供 Claude 在整个经济中使用情况的汇总信息；我们的研究人员构建宏观经济模型，预测 AI 未来可能产生的影响。我们也认为可能需要更激进的行动，并已承诺投入 2 亿美元，与各国政府合作，研究应对经济变化的不同方式。我们这样做是为了找到证据，判断哪些类型的干预措施有效，这样一旦社会真的遭遇经济冲击，我们就已经帮助打造好了应对时可用的合适工具，并降低了这些工具的风险。我们预计未来会大幅增加这笔资金。

我们认为，帮助世界理解这些风险，在风险源于我们的 AI 模型时加以预防或缓解，并与各国政府和业界其他公司合作、在社会层面应对这些风险，是我们个人的责任。

Anthropic 的独特做法

驾驭一项具有我们刚才描述的这些特性的技术，需要一种与典型公司截然不同的做法。经济学家用「外部性」（externalities）一词指那些落在公司与其客户之间交易之外、因而市场无法充分奖励或惩罚的社会影响：例如工厂产生的污染成本，或者一家公司的研究突破被其他公司免费拿来使用所产生的价值。AI 具有异常巨大的外部性，正面的和负面的都有。培育正面外部性、防御负面外部性，在一定程度上与营利性公司的天然激励相冲突，也与上市公司的标准治理结构相冲突。

作为创始人和企业领导者，我们深信创业资本主义能够为人类带来巨大益处。但我们也相信，对于像 AI 这样影响深远的技术，创业资本主义必须由保护公共利益、尽可能广泛地分享收益的机制来加以平衡和补充。我们建设 Anthropic 的方式——从文化到公司结构——的一切，都旨在确保在情况需要时，我们能够为公共利益行事。

这首先从 Anthropic 的文化开始。我们的文化围绕公共利益、诚实与信任、低自我（low-ego）的协作，以及坚持不懈地专注于做简单而有效的事情而建立。每一位来 Anthropic 面试的人，都要经过一套旨在评估这些特质的面试流程；对于没有展现出这些特质的候选人，即使技术上极其出色，我们也愿意拒绝。

相对于其影响范围，Anthropic 仍然很小。截至 2026 年 9 月 30 日，每位 Anthropic 员工支撑着超过 660 万美元的过去 12 个月收入，明显高于美国最大上市公司的平均水平。我们相信，一支拥有共同使命、紧密团结的团队，能够完成的事情远超其规模所显示的；我们打算在成长过程中保持这种特质。

所有员工入职时都可获得捐赠匹配：他们每承诺把一股股权捐给慈善事业，Anthropic 就额外创设一股与之匹配，这一股也以同样方式承诺捐出。截至撰写本信时，略多于一半的员工已承诺捐出至少部分股权。² 我们七人也都已承诺把各自在 Anthropic 的个人股权的 80% 捐给慈善事业。

作为联合创始人和领导者，我们追求内部的彻底坦诚，并且有一种各级资历的人之间活跃、公开辩论的文化。每两周，我们的 CEO Dario 通常会站到全公司面前，公开讲述他正在考虑的决策和行业现状；其他联合创始人和领导者也经常在各自负责的领域这样做。员工在向全公司开放的讨论论坛中，辩论我们使命的复杂性所带来的种种取舍。这种开放的文化，是我们人才密度高、人才保留率始终位居行业前列的原因之一。我们七人都仍在公司工作，这使 Anthropic 成为唯一一家保留了整个创始团队的主要 AI 公司。我们最早的 100 名员工中，超过四分之三仍在这里工作；即使是那些离开的人，也常常会向别人推荐 Anthropic，或者回来。我们的统计显示，在那些我们本希望留住却离开了的员工中，有 19% 后来回到了 Anthropic 工作。

但只有文化是不够的：正式的治理承诺同样重要。我们设计治理结构，以平衡商业成功与公共利益。Anthropic 是一家公益公司（public benefit corporation），这意味着我们的董事会负有职责，要在股东的财务利益与我们的公益使命以及受我们行为实质影响者的利益之间进行权衡。此外，我们的治理结构在三个群体之间分配权力：我们的联合创始人、我们的员工和长期利益信托（「LTBT」）。LTBT 是一个在 Anthropic 没有任何财务利益的独立机构，负责让公司坚守其长期公益使命。其成员带来的专业知识，来自 AI 的正面和负面外部性最可能出现的领域，包括国家安全、经济、全球卫生和科学。

² 对于 2024 年 5 月之前入职的员工，我们提供的捐赠匹配最高可达其股份的 50%。超过 70% 的人作出了承诺，其中超过 25% 的人承诺了全部 50%。对于 2024 年 5 月之后入职的员工，我们提供的捐赠匹配最高可达其股份的 25%；接近 50% 的人参与了，其中接近 30% 的人承诺了全部 25%。

LTBT 选举我们七名董事中的四名，其中一个席位的提名和罢免受保护机制约束（包括在公司与 LTBT 意见不一致时进行员工投票）。我们联合创始人有权选举另外三名董事。我们增加的投票权不是永久的：一旦投票实体中留下的我们这些人少于三人，投票权就会转给我们的普通股股东。本招股书更详细地描述了这一结构。

除个人慈善外，我们还在划拨可衡量比例的资源，用于推进 AI 的非市场益处并降低其风险，超出市场逻辑本身所激励的程度。在首次公开发行之前，我们正在把公司 5% 的股权划拨给一个致力于公共利益的基金。股价每较上一次划拨持续上涨 50%（从我们的首次公开发行价格开始计算），经董事会酌情决定，我们将再划拨 2%。这 5%（或更多）的承诺可以用于广泛的项目：从科学和医学，到生物安全，到全球卫生，到经济研究项目，再到在美国国内或全世界广泛分配 Anthropic 股权的经济价值。³

对于担心稀释的投资者，我们指出，这一计划的规模和结构，并未超出过去一些上市公司所提供的高管薪酬方案的范围。我们期望 Anthropic 的领导团队和员工会受到这一结构的激励，就像其他公司的领导者受到高管薪酬的激励一样。

尽管如此，Anthropic 的员工和领导者明白，我们的公益目标是由商业成功以及客户的成功来推动的。自公司成立以来，同时实现业务增长和公共影响一直是我们努力把握的平衡，而且我们有很强的过往记录，证明两者可以兼得。我们对世界产生积极影响的能力，会随着我们作为一家成功公司的影响范围和地位而相应扩大。

我们的变革理论一直是我们所说的「向上竞争」（race to the top）：通过证明在为公共利益行事的同时也可以取得商业成功，我们希望说服其他公司也这样做。我们会犯错，我们期望从别人那里学到的，和别人从我们这里学到的一样多。如果我们的竞争对手采纳了我们的做法并加以改进，我们会认为这是一种成功。

关于投资者预期

在启动 IPO 流程之前，我们与许多过去经历过类似过程的企业领导者交谈过。有一条建议——我们从好几个人那里以略有不同的形式听到过——让我们一直记在心里：永远不要让你的公司比它实际的价值多值一美元。 他们的意思是：如果人们基于你无法实现的预期、或者基于对你将如何行事的错误预测来购买你公司的股票，那是非常危险的。这其实与 Anthropic 的指导原则之一非常相似：少承诺，多兑现（underpromise and overdeliver）。这也类似于我们招聘时的一种做法：我们给候选人一个「反推销」（anti-sell），这种介绍刻意设计成让不适合 Anthropic 的人觉得没有吸引力，同时让我们想招的那类人觉得有吸引力。

本着这种精神，尽管我们相信 AI 这个领域（尤其是 Anthropic）代表了历史上最大的经济机遇之一，我们也认为，清楚地说明我们的决策可能在哪些方面与投资者的预期相悖，是很重要的。这些情况分为两类：一类是源于 AI 狂野的指数增长轨迹、但单独看起来奇怪或不合常规的商业押注；另一类是为了恰当地兼顾公共利益而偏离利润最大化的决策。

³ 这一承诺是在前述两项承诺之外另行作出的：Anthropic 全体联合创始人捐出 80% 个人股权的承诺，以及接受了我们捐赠匹配提议的员工所作的承诺；截至 2026 年 6 月 30 日，二者分别相当于完全稀释股份的 9% 和 8%。

• 在第一类中，Anthropic 经常会进行乍看之下可能大得不负责任的前瞻性投资（尤其是在算力方面）。这源于我们基于规模定律形成的信念：AI 的经济价值处在一条指数曲线上，因此我们产品在不久的将来的预期经济价值，将远远大于其当前价值。为了充分抓住我们面前的机会，我们需要比一家在变化较慢的技术环境中运营的企业更激进地投资。一个有用的类比是制药公司：研发往往需要非常大的前期投资，而这些投资要到后来，结合成功药物带来的回报来看，才显得合理。在 Anthropic，类似的过程正以快得多的速度、大得多的规模发生。

  我们始终愿意放弃一部分上行空间，以换取下行保护，例如：如果我们高估了需求，就设法转出多余的算力；努力提高算力效率和运营效率，以增加我们的容错空间；或者在必要时融资，使我们免受需求暂时放缓的冲击。但某种程度的风险，是 AI 指数增长所带来的极端上行可能性所固有的。总的来说，我们的目标是大胆而理智（bold but sane），并以成功押注的过往记录赢得信任。

  与此相关，我们会不断寻求重塑我们的业务，推出新类别的产品，目标是让其经济价值使我们现有产品相形见绌。AI 认知能力的进步，不断开辟出新的产品类别，而这些产品即使用仅仅几个月前的模型都还不可行。例如，AI 聊天机器人在 2022 年前后变得可行，AI 编程智能体在 2025 年前后变得可行；用于一般知识工作和科学发现的 AI 智能体正在 2026 年逐步变得可行。与典型企业相比，我们一般会少花力气巩固我们现有的产品和商业模式，而多花力气定义新的产品和商业模式，因为这项技术最大的可能性就在那里。

• 在第二类（偏离利润最大化）中，我们承诺在关键时刻坚守我们的价值观，即使这在商业上让我们付出代价。

  例如，当我们训练 Claude Mythos Preview——我们当时打造的能力最强的模型——时，我们判断它的能力，尤其是在网络安全方面，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程度：如果在没有新防护措施的情况下广泛发布，将带来重大风险。因此，我们选择不全面开放它，而是在构建了额外的防护措施之后，才把它的能力（以 Claude Fable 5 的形式）提供给公众。这一推迟意味着放弃可观的收入，并让出阵地给竞争对手（我们还向网络防御者赠送了约 1 亿美元的 Claude 额度），但我们相信这是正确的决定，并预计随着我们的模型能力越来越强，还会再次面临类似的决定。

  我们还承诺让 Claude 不含广告。广告为现代互联网的很大一部分提供了资金，它也很可能会成为我们的一大收入来源。但人们把一些最重要的工作和最私人的问题带给 Claude，我们希望 Claude 唯一的动机就是给他们一个有帮助的回答。一旦广告成为一家公司收入目标的一部分，优化用户参与度（engagement）的压力往往会越来越大。我们选择不把这种压力引入 Claude。

在 AI 进步的速度上权衡公共利益，是一个尤其重要的地方。走得快能让 AI 的益处更早到来，但走得太快可能超出世界让 AI 系统变得安全的能力。安全地构建 AI，可能需要 Anthropic（理想情况下还有业界其他公司）调节 AI 能力极快的复合增长速度，尤其是在这种增长由 AI 系统构建自身所驱动的时候。尽管从绝对意义上说，进步仍将非常快——可能比今天快得多——但有时我们可能会选择以慢于自身能力的速度推进，以使我们的系统更安全，即使这会让我们处于竞争劣势。

我们所有人都真诚地相信，AI 的指数增长将创造如此巨大的价值，从长远看，它将远远超过我们作为使命的一部分而作出的任何短期经济牺牲。我们也认为，我们一些由公共利益驱动的决策，从长远看可能对业务有利，因为它们能增强客户、政府、员工和广大公众对我们的信任和信誉——尽管这并不是我们选择作出这些决策的根本原因。尽管如此，我们觉得有必要坦率说明我们的决策方式，并恰当地设定预期。如果所有相关的人对我们的运作方式都有一致的理解，不会对我们的选择感到意外，我们和我们的投资者都会走得更顺利。

临别的话

不过，更广泛地说，作为我们股票的潜在所有者，我们鼓励你不要纯粹从交易的角度看待你的购买。我们希望你把它看作一次参与某种更伟大事业的机会。机器智能的到来，是人类历史上具有开创意义的时刻之一。作为处在这一时刻正中心的公司之一，我们拥有一个难得的机会，让它朝更好的方向发展。我们的目标是帮助人类在这场技术演进中规划一条安全的航线，开辟新的发现前沿，并开启一个奇迹的时代。每一位持有我们股票的人，无论是机构还是个人，都会成为这项努力的一部分。我们希望你会与我们怀有同样的抱负，把它坚持到底。

Dario Amodei　　Daniela Amodei Tom Brown　　Jack Clark Jared Kaplan　　Sam McCandlish Chris Olah